大家好，感谢邀请，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章培恒的人物简介的问题，以及和章培恒的一些困惑，大家要是还不太明白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就开始吧！

本文目录

章培恒先生主要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历年发表的一百余篇论文，大多已收入《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灾枣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和《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三书中；

二是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洪升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兼作者，复旦大学出版杜，1996）和《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主编兼主要作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三是由他单独主持或与其他专家共同主持的大型集体项目如《辞海》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科、《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等。 1979年出版专著《洪升研究》，对清初戏剧家洪升的生平作了系统的考订和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该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和中国戏剧家协会理论著作奖。

章培恒教授与骆玉明教授共同主编了《中国文学史》，199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一种突破。后又编成《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从人性发展的视角对中国文学史进行描述，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具有广泛影响。

1985年编纂《全明诗》（集体科研项目），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1979年修订《辞海》他担任分科主编（负责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编委。合编大型丛书《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和《近代小说大系》（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巴蜀书社出版），《中国禁书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其中的《中国禁书简史》（己由日本新潮社出版日译单行本），《新编明人年谱丛刊》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论文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考证性的，其所提出的看法大都与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有相当大的距离，如关于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解放后的中国研究学者都已肯定为吴承恩，他却认为吴承恩所作《西游记》为游记性质的作品而非通俗小说，发表了《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等几篇论文加以论证。中国现已有部分研究者接受他的观点。此类论文中的大部分收入其论文集《献疑集》，于1993年由岳麓书社出版。该书曾先后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和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

另一类论文是对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重新加以剖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其所得出的结论，或为以前的研究者所未尝言及，或与流行的见解相歧异。前者如《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与人合作），联系金圣叹的哲学思想以研究其文学批评，为前人所未及；后者如《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日本《古田敬一教授退官纪念中国语言文学论集》），将李梦阳作为晚明文学新思潮的先驱，与通常把李梦阳仅仅视为晚明文学新思潮的批判对象的观点大相径庭。这些也都为同行所重视。

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01期）

论晚清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学术月刊》1964年12期）

论黄遵宪的诗歌创作（《学术月刊》1966年04期）

再论李贺诗歌与形象思维——答王文生同志（《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04期）

关于洪升生平的几个问题——读《洪升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03期）

关于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1年10期）

李梦阳的一个侧面——古文辞的平民性（吉川幸次郎、章培恒，《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02期）

《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04期）

施彦端是否施耐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06期）

《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学术月刊》1982年07期）

论《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04期）

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04期）

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展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05期）

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03期）

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01期）

再谈《金瓶梅词话》的写作时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02期）

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03期）

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01期）

再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兼答刘世南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02期）

明代的文学与哲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01期）

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别（《中国文化》1989年01期）

关于《水浒》的郭勋本与袁无涯本（《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03期）

被妻子所弃的诗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与李白的婚姻生活（《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01期）

研究近代文学首先须研究近代诗（《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02期）

《封神演义》作者补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04期）

神圣忧思录:杂谈中国戏曲的前景——以昆曲、京剧为中心（《上海戏剧》1994年01期）

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考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03期）

说“冲冠一怒为红颜”（《上海文学》1995年06期）

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01期）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章培恒、骆玉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03期）

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04期）

中国诗歌里的酒（《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02期）

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章培恒、刘骏，《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02期）

20年来的巨大成就——中国文学学科的回顾与瞻望（《思想理论教育导刊》1998年Z2期）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1期）

人性、美感及文学的发展（章培恒、骆玉明，《文学报》2000年6月1日）

从“论”说“史”……（《文学报》2000年7月6日）

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2期）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2期）

传统与现代：且说《玉梨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02期）

关于《三国演义》的黄正甫本（《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兼谈十二卷本《东坡先生志林》的可信性（章培恒、徐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04期）

《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文学评论》2004年02期，第5～17页）

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与写作年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1期）

必须重视汉语言文字的发展特点——谈一种关于写作的无理要求和批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01期）

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3期）

余秋雨何曾剽窃我的著作——一场闹剧及其背后（《艺术评论》2005年09期）

再谈《玉台新咏》的撰录者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1期）

关于《大招》的写作时代和背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2期）

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02期）

经济与文学之关系（《学术月刊》2006年05期）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河北学刊》2006年05期）

《玉台新咏》的编者与梁陈文学思想的实际（《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2期）《明代徽州文学研究》——一部地域性文学研究中的优秀之作（《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8月4日）

不尚空论，言必有据——读谈蓓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考》（《文学报》2006年12月28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古籍整理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04期）独立思考与细心求证（《光明日报》2000年8月10日）

不能欣赏昆曲是知识分子素养上的缺憾——关于保存和复兴昆曲的几点设想（《文汇报》2001年8月18日）

规范文科学术刻不容缓（《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12期）

关于建立学术规范的两点建议（《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01期）《三国演义辞典》前言（《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02期）

《三国演义辞典》序（《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02期）

对武侠小说的再认识（代序）（《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曹正文著，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

《全明诗》前言（《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05期）

《江盈科集》序（《书屋》1997年04期）

人性的解放与形式的演进——《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序（《文汇报》2007年7月17日）

评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古籍整理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04期）

独立思考与细心求证（《光明日报》2000年8月10日）

不能欣赏昆曲是知识分子素养上的缺憾——关于保存和复兴昆曲的几点设想（《文汇报》2001年8月18日）

规范文科学术刻不容缓（《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12期）

关于建立学术规范的两点建议（《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01期）美好的中文（章培恒、陈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05期）

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贯通——章培恒教授访谈录（章培恒、宋荣，《语文教学与研究》2004年22期）

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章培恒先生学术访谈录（章培恒、马世年《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01期）

章培恒先生先后受教于朱东润教授和蒋天枢教授；在注重理论阐释上，则受益于贾植芳教授。

1952年秋，他因院系调整而由私立上海学院中文系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这正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黄金时代，名师荟萃。他一进复旦，就受到了朱东润、贾植芳教授等的熏陶。朱先生是一位不受权威束缚、敢于并善于独立思考的专家，当时教他们古代文学，对当时的很多主流见解都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而且都有自己的依据。如对于《诗经·国风》出于民间的这种几乎为学术界所公认的说法，朱先生就作了十分有力的批驳。这使他很感振奋，并把这种治学精神作为自己的楷模。而朱先生对他也十分赞赏，在其所撰《自传》中曾有生动的记述。

1956年秋，章先生作为中文系的助教，开始接受蒋天枢教授的指导。蒋先生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是陈寅恪先生的入室弟子，以治学谨严，不曲学阿世，而为陈先生所赏识和信任，后来并将保存和编刊自己全集的重任托付给他。他要章先生先从历史和语言学方面打基础，以三年时间读《说文》段注、《尔雅注疏》、《尔雅义疏》和《方言》，同时读《通鉴》，校点“前四史”，泛览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著作，从《汉书·艺文志》直到《书林清话》。这使章先生走入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虽然学得很艰苦，但却取得了很大收获。所以后来日本著名学者伊藤漱平教授在论及复旦大学研治元明清文学的专家时曾说：“从师承来说，在复旦大学曾师事硕学陈寅恪博士的高弟蒋天枢教授的章培恒教授，与赵景深教授的学风有别而独树一帜。他的本领在于以目录学、书志学为基础，先提出大胆崭新的假设，再努力加以证实。”另一方面，他从1952年起就向贾植芳教授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而且还由此懂得了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重要性。他在读高中时就不止一次地读过鲁迅的小说集和杂文集，此时又系统地读了新文学开始以来直到30年代的著名文学作品，还认真地读了胡风的八本论文集。后来他虽转而研习古代文学，但对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仍很感兴趣，并反复地研读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原著。他自己说，他在对古代文学的评价、阐释上，常常提出一些与时贤不同的见解，实缘于他的这种学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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