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各位分享附近算命先生的知识，其中也会对其实有些心理学家跟算命的是一样一样的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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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树先生》这部电影，本来是当喜剧来看的，但看到后三分之一的时候，才明白这不是意大利《巧克力和面包的故事》，而是鲁迅笔下血淋淋的“药馒头”，导演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树的经历巧妙的把这个时代的荒诞摆在了观众面前，让观众不由自主的去沉思，的确妙不可言。韩导也许也明白，拍这种敏感题材的电影，如果像《小武》般太直白，就有可能像贾导一样被禁拍多年，如果像《让子弹飞》般太隐晦，又如隔靴搔痒，刺激不了观众们日渐麻木的神经，梵高说过，在精神贫乏的土地上，真正的艺术家能做的只是象火车一样，抛弃他的观众，不停的向前奔跑。从这点看，韩导在艺术的处理上比于贾导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树哥爱面子，本性单纯善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懦弱，颓废，这种典型的小人物性格就像阿Q一样不难在我们身边找到原型，他象征着在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感到无所适从看不到未来而且又被社会边缘化的那类人。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他的一生注定是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杯具： 1.小时候看到自己父亲失手勒死了犯流氓罪的哥哥，这在他内心深处即潜意识里留下了阴影，说明了他家庭教育的失败，这段经历也是他最后成为精神病二代的病源，但要注意他哥哥的悲剧也离不开社会的因素，流氓罪？韩导给他哥哥安一个这样的罪名也是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极大讽刺，还有安排陈艺馨这个婚外情二代的角色，也说明了他们是承担了自身历史的宿命者，他们注定逃不出自己的宿命，这也是当代很多农村青年的真实写照！ 2.做汽修工时，他不小心被电焊火花弄伤了眼睛，并被雇主解雇，失去工作后虽然他也有再就业的努力，比如去二猪开的煤矿上班，但二猪压根瞧不起他还嘲笑他；去陈艺馨的学校帮忙，又因陈的家庭问题离开了。这说明他是个没什么特长，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的人。 3.家中田地被村长的小舅子二猪占用，他无力抗辩，借着酒劲儿说了几句，却被逼着下跪道歉，这说明他在现实面前是无力和妥协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敢于反抗那些既得利益群体呢？ 4.朋友小庄刮了二猪的车，他想劝架为小庄解围，却被刚刚还拉他上酒桌喝酒的二猪甩在一边，斥之以“你算老几”，这道出了他在表面风光下其实很卑微的地位； 5.老大不小的他看上聋哑人小梅以后，也不乏追求的勇气，其实刚开始他和小梅都看不上对方的，后来迫于现实压力走到一起，因为他们都找不到更好的，如果他们婚后能过上甜蜜的小日子，这种结局也算好了，但韩导又特意安排了几个小细节预示着要将树哥的悲剧进行到底：一是小梅会吸烟，小梅也是底层人物，她遭遇的社会歧视和挫折甚至比树哥多，她有可能也像树哥一样对生活迷茫和堕落，这两个人走到一起能有什么未来？二是树追求小梅的动机和方式：动机不纯，有牵强迫于无奈而为之；方式浮夸，用庸俗无聊的短信去表白，可见她们的结合没爱情可言，更多的是为了某种必要的社会程序。三是小梅在盲人按摩店上班，这种场所大多是“失足妇女”的落脚点，又从新婚夜小梅那熟练的办事动作更进一步证实，她已不是什么清纯的大家闺秀了。 6.树的结婚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不在结婚后奋起，便在结婚后崩溃，遗憾的是他崩溃了。这个触发点是弟弟没给他借来“皇冠”，让他最后的面子也没有了，按照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段论，他现在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工作和婚姻，也即第五和第六阶段，工作可以让他有同一感，婚姻可以让他获得亲密感，从他小时的经历来看，他在人格发展的每一阶段应该都不理想，这已经让他的人格产生了很大的障碍，现在工作和婚姻又是这样，所以他的崩溃也是必然的。精神病多在30岁以前发病，婚姻又是人生一大事，这个刺激对他太大了，他和弟弟扭打的过程就是刺激进一步升华的过程，从这也可看出，他弟弟和他关系不好，不了解自己的哥哥，对哥哥很冷漠，这也是诱发因素。弟弟的轻蔑与满不在乎，压倒了他精神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个没有人在乎彼此感受的荒凉世界里，他突然想起了因犯流氓罪而被爸爸吊打致死的哥哥。于是婚礼上，树先生第一次产生了幻觉，他看到哥哥带着县文工团的女朋友回来了，为他载歌载舞，唱起了八十年代最流行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这种幻觉就像YY，弥补了现实的残缺和精神世界的空虚，就像《黑天鹅》里的Nina，树用幻想填充完美，Nina却最终牺牲了自己。树哥的悲剧是让人惋惜，也许很多人看了后会认为这只是个个例，这只是个精神病患者的故事，但如果你知道中国有1亿的精神病患者后就不这么想了，他的病不是遗传来的，他在器质上是正常的，后来出现他奔跑时容易跌倒的情景是因为他的视器和内耳的前庭系统受到损坏，导致平衡觉失灵，视器是因为眼部曾受过伤，内耳可能是与弟弟殴打造成的，又加上长期的焦虑，紧张，导致丘脑，大脑功能絮乱，产生妄想和幻觉。可以说他的悲剧完全是由家庭教育，社会风气等社会因素造成的。靠几片阿普唑仑是治不好的，这也是我们看了该片后要深层次思考的问题：中国到底少了哪味药？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各国城市化就一直不断，但中国的城市化起步晚，发展快，所以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最多，各地政府利用“土地财政”来发展地方经济，美其名曰“城镇化”，他们向农民征地来换取同等城市化用地的指标，这本没什么错，但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也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社会就业压力大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被征用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部分农民过着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边缘化生活，树先生可以看做一个钉子户，最终还是被强拆了，他虽然拿到了5万元补偿款，但他最终还会返贫的，试想，如果他返贫后没了地，他还有活路吗？要么变成“犀利哥”，要么就只能见马克思投诉了。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出现了混乱，对金钱，地位的追求超过了对真善美的追求，这导致了社会的集体冷漠，树本性善良，也热心帮助别人（虽然只能帮帮小屁孩劝架），但他面对的周围庞大的冷漠与轻蔑，虽然表面风光和谁都能搭上话，但他其实融入不了身边的生活，就象素席的诗一样《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二猪和陈艺馨都是城镇化发展的受益者，但他们的道德都存在缺陷。这也证实了现代社会的荒诞，富了的他们到底还需要什么才能得到满足？记得在《暮光新月》里吸血鬼爱德华向贝拉说出身边人的思想，他说一个人在想钱，另个人在想性，这实在是精辟，如果让爱德华看看树在想些什么，他会怎么说呢？树很单纯，他需要的只是家人的关心和周围人的尊重而已，但就这两样他都得不到。还有中国的城市化带来的环境破坏，树的村庄缺水，其实就是挖矿导致地面下沉，地下水流失，不说农村那小地方了，就在大城市，什么今天“首都变沙都”了，明天“绿城变雾城”了，后天“羊城变雨城”了等，大城市集中了那么多的人财物都搞不好环境，地方政府谁又关心去搞？失地农民返贫，农二代教育跟不上，环境破坏与浪费，对弱势群体安置不力，这些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出现的问题，这就需要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统筹发展并完善相关机制的建设，并大力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才不至于使我们人人都变成“树先生”。影片结尾部分，所有人都奔向太阳新区，这段像极了《黑泽明之梦》的水车村庄中最后的场景，百岁老人的话也记忆犹新:“我不需要亮得连星星也看不见的光。”“人在世上好好尽完自己的本分，然后问心无愧地死去，是很可喜的事”，人类的未来将奔向何处，这是个悬念。

希望采纳

【注，原文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4，114-120（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存在决定意识抑或物质决定意识——试论中国咨询心理学的发展道路

1前言

作者在1998年9月16日羊城晚报看到一篇报导，不禁感叹万千“心理咨询是世界是最不值钱的玩意，是个人、有把嘴就可以作心理咨询了。”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没有钥匙，怎解心锁

——心理咨询兴起，咨询培训随之红火

本报讯“来听心理课的，多数不是自己有‘问题’，而是帮别人解决问题。”日前在广州一个心理咨询培训班，负责人如是说。

9月13日，记者走访这个由某医学院举办的培训班，看到60岁的陈姨。她原是医务工作者。“我希望通过学习，为同龄人解除一些心理上的障碍，”她说，周围不少人退休后无所事事，情绪低落。

薛小姐、马先生也是学员，他们想把心理咨询当饭碗。薛是山西人，高中毕业后在广州做模特，“我不可能一辈子吃青春饭，心理咨询是新兴行当，我想试试。”马先生在广州做了几年生意，最近准备回老家山东，“听说这里有个培训班，也来学一学，看回去能不能做这个。”

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人们承受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为其提供排解的心理咨询业，亦应运而生。时下一些工、青、妇等机构，企业、街道、声讯台等，都办了咨询热线。但广东省高校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玲教授认为，从事心理咨询，既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又要具备医学与社会心理学知识，不经过严格培训很难胜任。

刘小姐曾在某家政公司从事老人心理咨询，最近辞了职。她说做过几次后就感到自己缺乏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公司的培训只是一些简单的技巧，不太管用。听说这个班请来了知名的专家，想再学习，重操此业。

参加这个培训班的，有大学、中学教师、医务工作者，也有保险从业员。据说，首期培训计划招收400学员，很早就招满，至今仍有人来电报名。负责人梁经理介绍，半数以上的人是想通过系统学习，以后从事心理咨询业的。

据了解，目前广州一些医院、社会团体都开了心理咨询培训班。但有专家指出，心理咨询培训在国内尚无成功模式可循，师资缺乏，有待探索完善。

文/记者崔朝阳实习生李磊。

这个培训班的招生简章上写着培训五天，发证。

这种培训班在全国已经不少见。

心理咨询这个科学殿堂中的一员，已成了为了生计而走投无路者的“饭碗”。作模特被人嫌老的、下岗的、做生意失败的、教书的、看病开药的、推销保险的，谁只要高兴，就可以做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似乎已堕落到和江湖术士的花言巧语一样了。

为什么神圣的科学会被歪曲成这个样子？

2中国的咨询心理学被错误定位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生活不断提高，各种文化思潮交替出现，人们的心理急剧地变化，各种各样的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相继都产生和出现了。因此咨询心理学在中国又被重新地挖掘出来。但是心理咨询到底是什么？应当如何进行心理咨询？谁来进行心理咨询？在中国心理学界似乎存在着与西方的心理咨询完全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1982年，陈佩璋在西安医学院附属一院开出第一个综合医院对外挂号的心理咨询门诊，对象除精神病人外，开始涉及一些性心理障碍和其它心理障碍的患者，1983年，赵耕源在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三院开设了第二个综合医院对外挂号的心理咨询门诊，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可以用“解释性语言+抗精神病药物”的模式来概括。他们的工作受到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病人和家属的欢迎。

虽然综合医院的“心理咨询”工作受到一些病人和家属的欢迎，但是并未得到心理学界的认可。在多次全国心理学年会上，这方面的论文都没能引起大会的重视。在1985年8月召开的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成立大会上，医学界的代表同心理学界的代表产生了分歧。心理学界的代表认为：所谓的综合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只不过是原有精神科的变种，并不具有心理治疗的本质与内涵，与西方的心理咨询模式不符，因此心理学界不应支持和参与这种活动。

但是，1985年11月起整个形式急转直下，原因是这一年在广东召开了第四届全国医学心理学学术会议，大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心理科学研究所的李心天教授在会议报告中做了一个概括性的结论，认为心理咨询应是心理研究和临床医学的结合，这是一条“创立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的道路”。大会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似乎同意是“医学模式的心理咨询是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

。在这种学术气氛的影响下，全国的综合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新生事物”引起了卫生行政部门官员的重视。1986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付部长何界生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综合医院中要根据具体情况逐步设立精神和心理咨询科，这是加强精神卫生和做好精神防治工作的必要措施”。他建议各省市在1987年内选1—2所有条件的综合医院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再进行推广。

行政部门的指令下，医疗系统的心理咨询门诊纷纷开张。很多卫生部门领导把保持心理健康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对待。要保持心理健康，不但要进行心理卫生知识的广泛宣传，而且要有心理健康的指导部门，因而开始着手建立各级医院及卫生机构的心理咨询机构，例如上海1990年前后，由市卫生局规定区医院以上，都要设立心理咨询门诊，因此在短期之内数十个心理咨询部门都开设出来了，1992年上海审批建立新的心理咨询机构，并对已开设的心理咨询机构进行组织协调及业务上的指导，使全市的心理咨询工作做到有计划，规范化，以保证咨询质量与效果。卫生部的卫生工作“八五规划”（草案）上亦规定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应设立精神服务或心理咨询部门。卫生部并且规定凡综合性大医院是否建立心理咨询门诊作为考核医院工作内容之一。特别在近年来医院评定等级中，凡三级甲等医院必须设立心理咨询门诊。

目前国内很多大中城市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医院都开设了“心理咨询”门诊，特别是原来就有精神科的那些医院，这些医院都是星期一、三、五是精神科门诊，星期二、四、六是心理咨询或是倒过来，原班人马来回使用，所开药物没有分别。可以说，在中国，“心理咨询”机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开设在开药、打针、动手术的医院里。

这些医院里的“心理咨询”的工作模式可以这样来定义“语言安慰+抗精神病药物”，所持治疗原则是——不许你想！治疗措施是吃药、降低生理水平——让你无法想！

3“医学模式”的“咨询”误了大事

同西方的观点不同，在中国已形成的以综合医院为代表的心理咨询界，在确立心理咨询对象时有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心理病的“病”同生理病的“病”是同一个概念，因而，心理咨询的对象是病人，而不是心理有障碍或是心理不健康的“人”。（作者在这里给人字标上引号，是为了区别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因为“来咨询者的87.5%-96.3%是有某种精神或躯体疾病的人”[1]所以“我国综合医院心理咨询的对象，主要不是正常人，而是有各种心理疾病的患者”，“他们来医院很少是为了解决日常的生活压力，解决应变能力或某些策略，而主要是看“病”，特别是心理现象躯体化产生的躯体症状”。[2]

在对治疗的目标上，中国的医院式的心理咨询同西方的观点也不同。较有代表性的是赵耕源的观点：“心理咨询就是…….帮助他避免或消除不利心身健康的心理社会因素，或认识这些心理社会因素在已产生疾病中的作用。因此能增强对心理刺激与冲突导致疾病的能力，保障心理（精神）健康，或减轻已发生疾病者的心理负担，树立起对疾病的治疗信心”。[3]持这种观点者将所有精神症状都看成是某一种生理疾病的延生物，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看成是加快治愈生理疾病的辅助手段。

有相应的理论观点就有相应的方法

目前，在我国医院中所开设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门诊所使用的方法，可以基本概括为“语言支持和解释+药物”的实际工作模式。整个工作分三个阶段完成。

一。心理测验和传统精神科检验及一般医学检验。首诊一律使用有关的心理量表进行心理测试，各种量表中以MMPI、SQL-90等为主。

二。了解病史与作解释性的说明。要求以“和善与耐心”和病人交谈，了解病情，用心理学的观点对病史进行解释，并鼓励病人增强勇气，与医生合作，共同战胜疾病。

三。指导、忠告和开药。针对病情做出家居行为指导，以“不”、“不许不”或“必须……否则……”的形式对病人做出忠告。最后酌情开给某种传统精神科药物。

这种医学式的“心理咨询”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1）将意识降到了生物化的水平

生物学化的观点忽视了人的行为的质的差别，特别是人的阶级、民族、种族和社会地位上的意识差别，完全抹杀了个体的个性倾向。

这种将唯物主义的心理学等同于“大脑决定论”思想倾向在我国“心理咨询界”很有代表性。这种观点认为，各类神经症都是大脑的生理结构与功能出现了问题，所以，人际关系焦虑、恐惧也必须靠吃阿米替林等药物来解决。[4]

“大脑决定论”是在于错误的理解了决定论的思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意识发生的决定论所说的决定都不是大脑的决定，对人的行为和意识表现的分析过程也不是从大脑开始的，但庸俗的唯物机械论却将这种分析封闭在大脑中，用生理机能来解释人的外部行为和意识表现，他们认为脑是动力的机器，在它的内部结构上寻找意识发生和改变的原因，这样似乎因失恋而导致的悲伤也可以理解为大脑神经递质的不平衡引起的了，而因失恋愤怒而导致的自伤、他伤、自杀、他杀也可以理解为神经系统的冲动性紊乱。更有人在寻找由生理因素决定的犯罪人格，如大量讨论性罪错、暴力攻击等犯罪人格的文章，认为犯人的皮电反应波动次数多、神经质性较正常人高、性生理早熟，暗示某一类人天生就是罪犯。有的研究结果居然认为（结论）少年犯的母亲的孕期时营养不良，围产期时的不利因素是少年犯罪的原因，“所以对少年犯的防治要从母孕期围产期开始”。并认为这个研究结果与国外一些研究一致。[5]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意识是大脑的机能，是大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我们认为不应当从大脑的本身去寻找心理障碍的原因（只能从大脑本身去寻找生理原因），而应当从来自客观的关系系统及人与客观的关系系统中去寻找原因，因为脑的机能仅是这种（心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唯一的部分。

（2）混淆基本的科学逻辑

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的各有关杂志上都见有这样的文章，其观点是认为应该有、也应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模式。当然，这个模式就是医学的心理咨询模式。持这些观点的人的主要依据是“我国的群众的教育水平低，心理学知识更为贫乏”搞不清什么是“病”、什么是“心理问题”，所以在中国，心理问题说是“生理病”，[6][7][8]

必须采用医学的模式，用吃药或吃点药的方法来治疗，否则就无效，在中国搞纯粹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认为，持这种观点是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如果将上述的说法翻译成形式逻辑的语言，就成了“因为有人不知道A是A，所以A就是B”。我们同时认为，这样荒唐的逻辑错误决不能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模式——医学模式”的理由。研究科学应当有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一个科学的事实并不会因为某人的看法而改变，一个科学的学科更不会因为有人不知道或是有人不喜欢它而退出历史的舞台。

（3）混淆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

“身心疾病”、“心身疾病”这两名词乍看起来，似乎没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或是对于一般的当事人来说，这两个概念似乎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身心疾病”、“心身疾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学科领域，对它们的研究、处理应分别采用截然不同的方法和手段。“身心疾病”是指由个体的肌体发生了生理机制的改变而引发了个体的心理、行为上的变化，例如：老年性痴呆、经期精神紧张等等。这些生理变化而导致的心理、行为的变化与当事人的社会认识无关，也与当事人对自身的认识无关，其心理、行为的变化不受自我意识的控制。

“心身疾病”则当指另外一回事，其发“病”的过程正好与“身心疾病”的发病过程倒过来。“心身疾病”是由于当事人对于发生在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环境中的各类事件不能适应，或因外界所提供的刺激与已形成的价值观发生冲突，而对自身的自我认识发生了改变，导致心理状态不平衡，心理状态的不平衡最终又影响了身体的生理变化，出现了心身转换，例如，癔病，强迫行为等。

严格地区分这两类不同的疾病是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的，因为这两种疾病起源来看，完全是不同性质的疾病，对他们的治疗完全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这些方法和手段都遵循各自的思想模式，或是医学模式，或是教育模式。医学模式的方法不可能对心身疾病有效。同样，教育模式也不可能对身心疾病有效。

无可置疑，“身心疾病”和“心身疾病”都会表现出各种相关的精神症状，而且有的时候它们会很相似，但是仅此相似，就可以将他们混为一谈吗？天上下雨地上湿，地上湿就一定天上下雨吗？神经系统损伤或生理系统的病变无疑会引发精神状态的改变，但精神状态的改变就一定意味着生理的病变吗？

4中国心理学界出让了阵地

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在1993年第二期《心理学报》正式公布了“卫生系统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者条例”。该条例要求参加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者的资格，主要有二个方面：1、大学心理学系或医学院校毕业或具有心理学或医学中级职称，并经省级以上心理学会或心理卫生协会认可举办的心理咨询专业培训者。2、应具备心理治疗、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神经病学、精神病学、人格心理学、会谈及心理诊断技术、心理测验等方面的知识，非医学专业者应补修有关医学知识（如：内科、儿科和神经科等方面）。[9]条例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即学医者（或进修医学者）方有资格在卫生系统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

对这个条例我们有这样的看法：

科学哲学对于科学的划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一门科学学科的建立，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一有在现阶段人们认识范围内所公认存在的客观对象；

二有区别于其它学科的独特的研究方法；

三有一套完整的描述性概念体系。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有了这三个条件，这门学科就是一门独特的学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心理学与医学绝不是同一个学科，更加不会依附医学而生存。

亚里士多德早就对不同的学科进行了分类，归为两大截然不同的学科，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心理学是心灵的学问，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医学是对生理的研究，属于形而下的范畴，他们绝不可以同日而语。心理咨询所求的是精神上的安慰，愉快，而医学追求的是生理机体的健康长寿，从研究对象上看，两者之间毫无共通之处。

稍具科学哲学知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错误之处，医学院可以培训心理咨询员，学过医学的人经过进修班的进修就可以做心理咨询，那么要心理学专业做什么？要那么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做什么？！？！

每一门学科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并有其自己的学科分支，而且各门学科自己的基础学科也不同，医学是这样，心理学也不例外，咨询心理学同样也不例外！不同的学科分别研究完全不同的客观领域，如医学研究的是生命的保持和延续，而心理学研究的是意识的发生和发展，虽然交叉在人体上，但却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

在西方，一个人要取得临床心理开业的资格，从读心理学或哲学本科起，需经过约十年的专业训练。之所以需要这样长的时间，是因为要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工作者，需要系统地研习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等学科知识，以一个心理学学士学位为例，要取得学位，必须修完约50门课！这些学科知识浩瀚，内容繁杂，不是一两本书可以涵盖的，也不是三两天可以讲得完的。更重要的是，心理咨询工作者需要一种特殊的素质，这种专业的素质是在长期的学习、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同医生需要在长期的学习和工作所形成的专业素质是一样的。其实，一个学医的人，要回答类似像“是我的脑袋，还是脑袋的我”，或是“我思故我在，还是我在故我思”这样一个问题，到心理学系或是哲学系去进修它三五年，怕也未必能讲的清楚。“吃了三天素，就想当神仙”未免过于可笑。这在医学界行不通，同样在心理学界也行不通。

其次，我们可以继续追问，培训是一个什么概念？那么心理学系是否可以培训外科手术师呢？一个心理学的学生是否经过十天八天的培训班的培训，就可以到医院去看病、开药、动刀子做手术呢？成为一个正正当当的医生呢？就医学界本身来说，培训一事可否行得通？内科医生是否可以能过培训一下，就成了外科手术师呢？（那同理，医学界也不可以认为心理咨询师是可以通过短期可以上岗的！——这是我个人观点，不属于文章原有。）

我们认为“培训”不是一个专业教育的概念，而是一个完成专业学习的前提下，为提高本专业水平而继续受教育、继续学习的概念。如果传授知识涉及到新的专业领域，那么就应该是“学历”教育。如果一定要“培训”，就请像本科教育一样“培训”4年，再像研究生那样“培训”3年，……，就如同医学的学历一样！

请原谅我们说话刻薄，不这样就不能将问题揭开。我们的意思是：心理学并不比其它学科简单，做一个心理咨询工作者也不会比当其它的专家容易。

这个条例实际上表达或是暗示了：心理咨询很简单，培训一下就行了。

正是由于混淆了基本的科学逻辑，才使到伪科学有了伪装登场的机会。

中国心理学界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今天看来，决不是孤立和偶然的。

（1）个别心理学工作者轻视心理咨询的专业性，没有认真地钻研咨询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但却摆出了一付学过心理学就是一个心理治疗大师的模样，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先知，滔滔不绝地向当事人说教，不知道咨询心理学乃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需要专门的知识、素养，而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等同于政治教育或是知识求教。当事人抱着希望而来，负着失望而去，无形之中给人一个印象“心理学是空谈，靠说话哪里能治病。”或“你谈话能治病，那我谈话也可以治病。”

（2）心理学界本身对咨询心理学缺乏应有的重视，使咨询心理学在心理学界本身都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心理学界相对来说比较重视所谓纯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对以心理测量、统计为主要方法论的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和研究成果相当重视，而对用其它研究方法的研究则较为忽视。咨询心理学界乎于哲学和个体心理实验之间，不可能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群体试验，因此，咨询心理学在正统的心理学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心理学界自己放弃了自己的阵地，就很难怪别人乘虚而入了。

（3）社会上某些人利用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得到心理服务的需要，大发其财，鱼目混珠。为了达到个人出名、发财的目的，不惜将水搅混，故意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同打针、吃药的医疗等同起来，故意将心理健康问题同生理疾病等同起来，甚至同医院的经济效益结合起来，使其又开发了一个“创收”的领域。当然，在心理学界，想用咨询心理学大发其财的人，也是有的。

我们认为，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组织规定的《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同样犯了上述错误！

5中国的咨询心理学必须重新定位

综上所述，国内的学术气氛倾向于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定义为“医学模式”，而不是教育模式，部分学者骄傲地将这个医学模式的心理咨询称作“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认为这是我国的国情之需要，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表现，是一种发展和创新。

在中国的大陆地区，我们几乎看不到纯粹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本属心理学工作者范围的心理咨询门诊，却大量地开到了综合医院和精神病院里去了。是否建有心理咨询门诊成了医疗单位上等级的一个考核指标。无论是什么人，读了一两本心理学的书，就可以大模大样的做起心理咨询了，尽管他（她）原来是搞精神科的、内科的，妇科的，甚至是搞组织胚胎的，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作模特被人嫌老的、下岗的、做生意失败的、教书的、看病开药的、推销保险的都来做心理咨询了。

谁都可以做心理咨询，他的资格认定也随便，取得心理咨询治疗师的资格比考个摩托车驾驶证还容易，得个驾驶证还要十天半月，而得到心理咨询资格的培训不会超过一周。

目前还有一种学术倾向很值得引起注意。这就是希望通过用物质输入的方法来改变人的意识水平和意识倾向，甚至改变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从吃了某些药物可以使人更聪明、更能明白事理开始（例如巨人脑黄金的宣传、各种聪明水的宣传），发展到一个人因失恋而痛苦可以吃药治疗，因对上级的批评不满而沮丧可以吃药治疗，小学生因学业不佳遭老师和同学的白眼而自卑可以吃药治疗。照此下去，对罪犯的改造岂不是也可以用吃药的方法解决了？

现在，在中国，心理咨询可以说以两种面目出现：一是心理障碍吃药排，二是胡乱支招解心烦。（扪心自问，如果自己是当事人，这样真的可以凑效吗？？——本人观点，原文没有）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在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度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成为了一个国家是否文明和现代化的标志。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巨大作用已不再限于思想意识领域及社会形态的安定，而且已经扩展到了经济领域。据美国财政部和卫生部的统计，美国每年（1986）因心理障碍因素所导致的工作损失达400亿美元，而因及时得到心理治疗而减少的损失约有185亿美元。因此，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在发达的工业国家极受重视。

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历史沿革的考查及对咨询心理学概念、对象、过程、体系的考查，可以充分说明，咨询心理学从对象到方法都并非是传统医学概念上的东西，而是哲学、心理学在个体社会意识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应用。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经无数心理学家的努力，咨询心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不同于政治宣传、说教，也绝不同于“医学”的独立学科，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10]是纯粹的教育模式的学科范畴。

目前中国的这种“医学模式”、“说教聊天模式”能够使我们的咨询心理学事业走向现代化，为发达的工业文明服务吗？回答应是完全的否定！[11]

中国的咨询心理学何往？

我们认为：首先，哲学和心理学专业工作者应当紧急动员起来，以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建立起我国的咨询心理学事业。我们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咨询心理学中的伪科学，特别是反对那些打着科学的旗号的伪科学，还咨询心理学以本来的面目。

其次，继续深入研究教育模式的咨询心理学。其实，在引进教育模式的咨询心理学这一工作上，高校的心理学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先是张人骏出版了《咨询心理学》（1987）将西方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方法粗略的介绍，引起注意。到了1989年，钱铭怡出版了《心理咨询》则可认为教育模式的心理咨询在中国正式登台，这本教科书较系统地介绍了当今西方的心理咨询和技术，这是一本可以作为专业性的培训教材。1991年，车文博等出版了《心理咨询百科全书》，将可能收集到的西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方法和技术全盘列出。这三本书的出版，可以说在经历了众所同知的年代后，又重新奠定了中国的教育模式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基础。1983年起，全国的五个心理学系都陆续地开设了针对本校学生的心理咨询机构。1987年，华东师大心理学系曾性初教授招收我国第一个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研究生，1988年，华南师大心理学在本科生中系统地开设为期一年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课程，紧接着全国五个心理学系都开设了这一课程或讲座，系统研习的西方心理咨询理论和心理治疗技术。

可以说，在中国，关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科学理论基础已经形成，所需要的工作是进一步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心理治疗内容体系。

再次，做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科普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传教育模式的咨询心理学。通过广泛的宣传，肃清伪科学对咨询心理学的污染，特别要打击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和那些喊着反对伪科学口号的伪科学。

最后，要做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人员及市场的管理工作。严格规定从业人员的资格，建立一套有效的、甚至是有法律规定的行会资格制度、责任制度。

6结语

罗杰斯早在1951年出版的《当事人中心疗法》（Client-Centered Therapy)一书中，就已经将心理咨询的对象定义“当事人”，用“当事人（Client）”一词取代了“病人（Patient）”，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这一举措不仅是语义上的，最重要的是标明了——心理咨询的对象不再是医学意义上的生物体，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体，同时意味着，心理咨询所遵循的模式是教育模式而不是医学模式。

正是因为选择了“医学模式”的咨询心理学模式而又不能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咨询培训班”，才会出现相应的科学骗子，才会出现谁都可以做心理咨询这种令人尴尬和气愤局面。伪科学能立足的地方，就是“科学”还力不能及的地方。

卞之琳

卞之琳（1910年12月8日—2000年12月2日），生于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汤家镇，祖籍南京市溧水区，现当代诗人（“汉园三诗人”之一）、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曾用笔名季陵、薛林等。

抗战期间在各地任教，曾是徐志摩和胡适的学生。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很大贡献。诗《断章》是他不朽的代表作。对莎士比亚很有研究，西语教授，并且在现代诗坛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和现代派的代表诗人。

中文名：卞之琳

别名：季陵、薜林

国籍：中国

出生地：江苏海门汤家镇

出生日期：1910年12月8日

逝世日期：2000年12月2日

职业：文学评论家、翻译家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

代表作品：断章

祖籍：南京市溧水区

生平经历

卞之琳1929年毕业于上海浦东中学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就读，接近英国浪漫派、法国象征派诗歌，新诗创作。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就学期间曾师从徐志摩，深受赏识，徐志摩不仅将卞之琳的诗歌在其编辑的《诗刊》上发表，还请沈从文先生写题记。因为这段经历，卞之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卞之琳于20世纪30年代出现于诗坛，曾经受过"新月派"的影响，但他更醉心于法国象征派，并且善于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诗精巧玲珑，联想丰富，跳跃性强，尤其注意理智化、戏剧化和哲理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的内容并进一步挖掘出常人意料不到的深刻内涵，诗意大多偏于晦涩深曲，冷僻奇兀，耐人寻味。

卞之琳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49－1952），中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二级）享受终身制待遇；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外国文学评议组成员；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现任顾问；曾作客英国牛津（1947年－1949年）。抗日战争初年曾访问延安从事临时性教学工作、并访问太行山区前方、随军；回西南大后方后在昆明西南联大，任讲师，副教授，定级教授，1946复员至天津南开大学任职一年。

情感经历

卞之琳苦恋的对象是张充和。1933年，卞之琳虚岁23，夏天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秋天认识了来北大中文系念书的张充和。因为张充和，卞之琳诗创作也发生了很有意味的变化。当初闻一多先生曾经当面夸他在年轻人中间不写情诗，他自己也说一向怕写私生活，“正如我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激情，我在私生活中越是触及内心的痛痒处，越是不想写诗来抒发。事实上我当时逐渐扩大了的私人交游中，在这方面也没有感到过这种触动。”“但是后来，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来了。”——他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坦言——“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但事情并不到《无题》诗时期为止，“这番私生活以后还有几年的折腾长梦”。说得更郑重一些，这其实是一个人一生中刻骨铭心的经验和记忆。其中不乏一些感情的细节，如《无题三》所写——

我在门荐上不忘记细心的踩踩，

不带路上的尘土来糟蹋你房间

以感谢你必用渗墨纸轻轻的掩一下

叫字泪不玷污你写给我的信面。

门荐有悲哀的印痕，渗墨纸也有，

我明白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

白手绢至少可以包一些珊瑚吧，

你却更爱它月台上绿旗后的挥舞。

香港的张曼仪女士是卞之琳研究专家，她编选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一书附有《卞之琳年表简编》，极其简单的年表，许多事情只能略而不记，却特别在意地记下了与张充和相关的“细小”信息，如1933年的初识；如1936年10月，回老家江苏海门办完母亲丧事，“离乡往苏州探望张充和”；如1937年，“3月到5月间作《无题》诗5首”，又，“在杭州把本年所作诗18首加上先两年各一道编成《装饰集》，题献给张充和，手抄一册，本拟交戴望舒的新诗社出版，未果，后收入《十年诗草》。”如1943年，“寒假前往重庆探访张充和”，其时距初识已经10年。年表虽然是张曼仪所编，这些事情却一定是卞之琳讲出来并且愿意郑重编入年表中的。

1955年，卞之琳45岁，10月1日与青林结婚。

创作历程

14岁第一次买了一本冰心的诗集《繁星》，从此对新诗发生兴趣。

1929年毕业于上海市浦东中学，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

1930年开始写诗，此后不断发表新诗和翻译文章。

1933年出版诗集《三秋草》。

1935年出版《鱼目集》。

1936年与李广田、何其芳合出《汉园集》，因此三人又被合称为汉园三诗人。

抗日战争时期，卞之琳先后在四川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38－1939年去延安和太行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访问，并一度任教于鲁迅艺术文学院。此行促成他创作诗集《慰劳信集》与报告文学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作品歌颂了抗日战士和群众，记叙了抗日根据地部队的生活。

1940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1942年《十年诗草》出版。

1946年到南开大学任教。次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赴牛津从事研究。

194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做研究员。

1949年回到北京，先后任职于北京大学、北大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等机构，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评论和翻译。

1951年出版诗集《翻一个浪头》。1979年出版自选诗集《雕虫纪历1930～1958》。

1949年起，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964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W.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研究，着译有《莎士比亚悲剧论痕》、《英国诗选》等。此外还出版诗论集《人与诗：忆旧说新》。

文学特点

卞之琳原受“新月派”的影响，但其很快就走向了现代诗风。

其前期诗作，内容多写下层社会生活，并探索宇宙与人生哲理。卞之琳以“我”为主，将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的“戏剧性处境”融汇在一起，并且将传统的“含蓄”与西方的“重暗示性”和“亲切感”融汇在一起，形成了“平淡中出奇”，“用冷淡掩深挚，从玩笑出辛酸”的特殊风格。他的诗显示出一种着意克制感情的自我表现，追求思辨美的“非个性”倾向的特色。在语言上，他则追求在口语基础上实现欧化词汇、句法与中国文言词汇、句法的杂糅。另外，他的诗由于重意象创造而省略联络，因而诗意大多晦涩。

1、闲适小品

2、“鲁迅风”杂文

卞之琳的新诗广泛地从中国古诗和西方现代派诗吸取营养，自成一格，充满智慧的闪光和哲理的趣味，是30年代中国文坛“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期间曾前往延安和太行山区访问，诗风有所转变，歌唱人民的战斗生活。诗作讲究音节的整饬，追求文字的奇巧，表现出当时青年知识份子对现实的不满与思考。

诗人主张“未经过艺术过程者不能成为艺术品，我们相信内容与外形不可分离”。卞之琳创作态度严谨，孜孜不倦地探索“艺术过程”中的转化与表现，即使对新诗的外部形式也刻意追求变化和创新，更不用说在诗的意象、内容方面。有些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并成为海外学者专题研究的物件。在半个多世纪中，诗人坚持不懈地进行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成功地实验和引进了西方多种现代诗歌形式，对中国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景观，有着很大的启蒙意义和重要的贡献，并取得了相当的艺术成就。

个人作品

著有诗集《三秋草》（1933）、《鱼目集》（1935）、《数行集》（收入《汉园集》1936）、《慰劳信集》（1940）、《十年诗草》（1942）、《雕虫纪历1930-1958》（1979）等。

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雨同我

"天天下雨，自从你走了。"

"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

两地友人雨，我乐意负责。

第三处没消息，寄一把伞去？

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

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

想在天井里盛一只玻璃杯，

明朝看天下雨今夜落几寸。

入梦

设想你自己在小病中

（在秋天的下午）

望着玻璃窗片上

灰灰的天与疏疏的树影

枕着一个远去了的人

留下的旧枕，

想着枕上依稀认得清的

淡淡的湖山

仿佛旧主的旧梦的遗痕

仿佛风流云散的

旧友的渺茫的行踪，

仿佛入往事在褪色的素笺上

正如历史的陈迹在灯下

老人面前昏黄的古书中

你不会迷失吗

在梦中的烟水？

灯虫

可怜以浮华为食品，

小蠓虫在灯下纷坠。

不甘淡如水，还要醉，

而抛下露养的青身。

多少艘艨艟一齐发，

白帆篷拜倒于风涛，

英雄们求的金羊毛，

终成了海伦的秀发。

赞美吧，芸芸的醉仙，

光明下得了梦死地，

也画了佛顶的圆圈

晓梦后看明窗净几，

待我来把你们吹空，

像风扫满阶的落红。

鱼化石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于水的线条。

你真象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墙头草

五点钟贴一角夕阳

六点钟挂半轮灯光

想有人把所有的日子

就过在做做梦，看看墙

墙头草长了又黄了

古镇的梦

小镇上有两种声音

一样的寂寥∶

白天是算命锣，

夜里是梆子。

敲不破别人的梦，

做着梦似的

瞎子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哪一块石头低，

哪一块石头高，

哪一家姑娘有多大年纪。

敲沉了别人的梦，

做着梦似的

更夫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哪一块石头低，

哪一块石头高，

哪一家门户关得最严密。

“三更了，你听哪，

毛儿的爸爸，

这小子吵得人睡不成觉，

老在梦里哭，

明天替他算算命吧？”

是深夜，

又是清冷的下午∶

敲梆的过桥，

敲锣的又过桥，

不断的是桥下流水的声音。

妆台（古意新拟）

世界丰富了我的妆台，

宛然水果店用水果包围我，

纵不废气力而俯拾即是，

可奈我睡起的胃口太弱？

游丝该系上左边的担角。

柳絮别掉下我的盆水。

镜子，镜子，你真是可憎，

让我先给你描两笔秀眉。

可是从每一片鸳瓦的欢喜

我了解了屋顶，我也明了

一张张绿叶一大棵碧梧－－

看枝头一只弄喙的小鸟！

给那件新袍子一个风姿吧。

“装饰的意义在失却自己，”

谁写给我的话呢？别想了－－

讨厌！“我完成我以完成你。”

尺八

像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

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

从夕阳里，从海西头，

长安丸载来的海西客。

夜半听楼下醉汉的尺八，

想一个孤馆寄居的番客

听了雁声，动了乡愁，

得了慰藉于邻家的尺八。

次朝在长安市的繁华里

独访取一枝凄凉的竹管......

（为什么年红灯的万花间，

还飘着一缕缕凄凉的古香？）

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

像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

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

尺八成了三岛的花草。

（为什么霓虹灯的万花间，

还飘着一缕缕凄凉的古香？）

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

海西人想带回失去的悲哀吗？

人物评价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社主编、诗人高洪波说：“卞之琳先生是中国诗坛的琢玉者。他一生写的诗歌没有超过五千行，惜墨如金，是个很特殊的例子，真有点儿像当年唐代的孟郊、贾岛这样的苦吟诗人，‘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的写法有两种，一种是才华横溢式的，写得很多，像龚自珍：另一种是披沙拣金式的，拙于言语，但有耐心和耐力，写得持久，不以数量取胜，如卞之琳。他把诗当成一块玉来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诗作铮铮然有金玉之声。卞之琳长于内心思考，短于社会交往，把自己封闭起来，绝对不是公众人物，不是表演式的公众人物，就像孙犁，是远距离征服式的作家。但他却是文化和精神意义上的真正的公众人物。其诗，表现了人生深层次的痛苦、孤独、命运和思索，博采中西各家之所长，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层挖掘，沉着、大气、精光内蕴同时也静气内敛，并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九叶诗人等诗作者。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90年不改海门腔

他与张謇同为海门老乡，曾是徐志摩的学生，他的《断章》成为新诗的不朽代表作，他不仅是“汉园三诗人”之一，还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卞之琳，这个令南通人自豪的名字，在如今的中国大地上，越发响亮。昨天上午，浙江大学知名学者、卞之琳的“学生”江弱水应邀登上第48期江海世纪大讲坛，以《语言的智慧：诗人卞之琳和他的诗》为题，为通城市民揭秘他眼中的老师——

百余封书信背后的师生情

1982年秋天，正读大学四年级的江弱水在同学的鼓动下，把自己所写的一组白话格律体诗歌寄往《译林》杂志社，转给了卞之琳先生。没想到，只过了三个星期，就收到北京寄来的邮件。“一封卞先生字迹细密的回信，其中奖勉有加：一束我的诗稿，差不多每一首都用铅笔批上了意见；再就是一本装帧精美的诗集，香港三联书店增订版《雕虫纪历》。”从此，这成为他们缔结师生友情的开始。

回忆起当年的这段师生情谊，江弱水至今仍十分感怀。他透露，从第一封信起，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总能不断收到先生寄赠的各种新出或重印的著译，更收到写给他的长长短短的信，或指点或安慰或批评或激励。从1982年的相交至2000年卞先生离世，18年来，江弱水共珍藏了先生的来信上百封。“这些信，既是一位卓越的匠师给一个艺术学徒的诗歌传习录，也是一位睿智的长者对一个后生小子的人生教科书。先生用自己的双手时时将我扶持，把我拂拭！”1983年，江弱水的学士论文，经过卞之琳的指点得以完成，并由他推荐给香港《素叶文学》发表；1987年，先生细心选了江弱水的五首诗，并写了一篇数千字的介绍文章，在香港《八方》文艺丛刊一并刊出。上世纪80年代，江弱水在卞之琳的影响下，“十分投入地进行了一系列格律试验”，其十四行诗，被卞先生评为“纯正光润”。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期间，江弱水将老师卞之琳作为研究对象，并写就了博士论文《卞之琳诗艺研究》，在卞先生九十华诞前夕，该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为卞先生收到的最好的寿礼之一。

“只是如今我早已经不写诗了，有负于老师的期望，这令我十分惭愧。”江弱水一直致力于包括卞之琳诗歌在内的现代诗学研究，著有《抽丝织锦：诗学观念与文体论集》、《中西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丛论》、诗集《线装的心情》，编有《卞之琳文集》等。他是文艺理论领域著述颇丰又深具影响的学者，现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百年新诗史上的技术“第一人”

“从技术上来说，卞之琳是中国新诗百年来的第一人！”在讲座中，江弱水分别以卞之琳翻译的《哈姆雷特》选段以及诗歌《白螺壳》《尺八》《断章》《无题五》举例，在动情朗读的基础上，生动诠释了卞先生诗歌语言的多元、形式的多样、技巧的变化多端、意义的繁杂多歧以及多重的复杂来源。

《白螺壳》是江弱水最喜欢的诗歌之一，“这一首诗就将三种用韵方式一网打尽，诗作本身的结构也如白螺壳一般，精巧复杂，令人叹服！”而在《尺八》中，卞之琳巧妙地设置了戏剧化的场景、小说的情节，来抒发内心隐秘的情感，整首诗充满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讽刺。作为现代诗的第一名篇，《断章》吸引了无数学者和评论家撰文评述，简单的四句诗，其评论往往都是上万字。江弱水坦言，卞先生是诗人中的相对论者，他的诗歌常常浸润着深深的相对观。“《断章》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江弱水表示，将该诗看成一首爱情诗，则是最容易的读法。

在江弱水看来，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和完美融合，成为卞之琳诗歌艺术的最大特色。正如卞之琳的另一位“学生”、学者赵毅衡所言，卞之琳上世纪30年代的诗作是中国现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一是中国传统的继承，二是西方现代诗学的吸收。“婉约词与玄学诗的美妙结合，卞之琳的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江弱水看来，卞之琳的诗歌可以与张爱玲的小说媲美，两者同样都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被人所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卞之琳的艺术将越来越受到关注和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卞之琳是一个越来越大的人！”

有意思的是，关于卞之琳艺术成就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不是出自中国，而是来自荷兰莱登大学的汉乐逸；关于卞之琳诗艺剖析最早的书，也不是出自大陆，而是香港中文大学张曼仪教授的《卞之琳著译研究》。“在那个群情激昂的年代，大多数人欣赏不了卞之琳，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艺术趣味的变化，抛开艺术形态的干扰，卞之琳的名字将越发响亮！”江弱水透露，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卞之琳就名声在外，在台湾，余光中先生就是卞之琳最大的“粉丝”。

90年不改那一口“海门腔”

1910年12月8日，卞之琳出生在海门汤家镇的一个普通家庭。1929年，他毕业于上海浦东中学，接触英国浪漫派、法国象征派诗歌，并开始新诗创作。

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卞之琳抗战期间在各地任教，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了很大贡献。但就是这样一位在现代文化史有着崇高地位的南通名人，他和他的作品在如今的南通仍少有人知。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所幸的是，江弱水教授的讲座，为南通市民带来了一次文学启蒙，也开启了研究宣传卞之琳的一个新的开端。

“老师90岁了，一开口还是那一口浓浓的海门腔！”江弱水打趣地说，如果让卞先生用海门话朗读《断章》，想必很有意思。江弱水认为，正是南通这块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土地，以及那个特殊年代的艺术氛围，加上卞先生本人的勤奋刻苦，造就了他独具魅力的艺术成就。

文化需要积淀，需要传承。在南通文化大市的建设中，宣传文化部门也加大了对卞之琳的宣传和研究。第二届南通人著作展在市行政中心大厅启幕，包括诗人卞之琳、书画大家范曾在内的211位作者的400多种著作集体亮相，全面展示了南通人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社会经济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2008年，南通市图书馆承办《南通文学名人风采展》，卞之琳之女青乔将其珍藏的卞之琳《十年诗草》等著作及手稿、照片、遗物55件(册)提供展览使用，其中40余部作品捐赠给图书馆，陈列在该馆社会捐赠特藏阅览室内。令江弱水感到欣慰的是，正在建设中的市图书馆新馆还将专门开辟一块领域，将卞之琳艺术作为特色馆藏进行集中展示。

“未来城市的竞争，不光是高楼大厦和道路的竞争，还有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欣闻南通打造博物馆之城的举措，江弱水高度赞赏。他说，要是卞先生泉下有知，也定会为家乡的发展叫好的。记者冯启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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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人在风景中文/童道明

卞先生去世前好几年就不出家门了。热心的年轻人张晓强倒不时去看望看望他，回来还告诉我们一个他的发现："卞先生喜欢吃炸马铃薯片。""为什么？""他喜欢听马铃薯片咬碎时发出的响声。"我听了一怔，心想：卞先生真寂寞。

写过冯至、李健吾后，还想说一说卞之琳。这三位都是人也好学问也好的老前辈，但"文革"前年轻人对他们的称呼是不一样的。我们不管当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冯至叫冯所长，而是亲切地叫他冯至同志；李健吾是党外人士，我们尊敬地叫他李先生，或健吾先生；卞之琳呢，我们干脆叫他老卞，可是他是老前辈中最能和青年人打成一片的。

卞先生很规矩谦和，但也常常出人意外。他是莎士比亚专家，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却写了一部很有分量的研究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著作---《布莱希特印象记》；他是诗人，但六十年代初他投寄给《北京晚报》的却是杂文《漏室铭》。这篇分两天登完的文章，讲述他遭遇的居室漏雨之苦，行文诙谐，怨而不怒。《北京晚报》是当时北京唯一的一家晚报，发行量极大，卞先生一时间也因此在北京老百姓中间获得了知名度。一次到医院看病，医生见到病历上的名字，就问："您就是写《漏室铭》的吧？"卞先生哭笑不得。

卞先生很方正、耿直，但说话爱绕弯子，有人因此觉得他说话_嗦，但牛汉先生说："卞先生

即使_嗦也_嗦得可爱。"这是因为卞先生这个人可爱。

照我说，"绕弯子"是卞先生的一个独特的思维方式。他的文章，如上边提到的《布莱希特印象记》、《漏室铭》，都被他"绕弯子"绕出了深刻的精彩。出版过名篇《断章》，好像也是有卞之琳式的"绕弯子"痕迹。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有了"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这一"绕"，就默契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在桥上看风景的人，也就进入了风景之中，卞之琳于是给我们拓开了一个新的审美空间。从此我们再读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就有了"人在风景中"的联想，因为"相看两不厌"的诗人与敬亭山，都成了我们的审美物件。

《断章》是卞之琳不朽的代表作。卞先生去世，有家报纸的标题是《写〈断章〉的人去世了》。

文章分享结束，附近算命先生和其实有些心理学家跟算命的是一样一样的的答案你都知道了吗？欢迎再次光临本站哦！